吾雍‧雅達烏猶卡那（漢名高一生，1908-1954），嘉義阿里山鄒族人，具原住民自治理念，台南師範畢業後返達邦部落任教，為鄒族重要領導人。
樂信‧瓦旦（漢名林瑞昌，1899-1954），桃園復興鄉泰雅族人，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畢業後返部落從事醫療工作，積極爭取原住民參政、教育與生活等基本權益並要求政府歸還原住民祖先土地。
1950年鄒族人找時任省參議員的樂信擔保農業開發代款，國民黨以此羅織「南北原住民菁英」，於1954年4月17日以「叛亂」罪名槍決吾庸與樂信等共六人。
以歌曲傳唱原住民悲歌的高一生（1908--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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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春之佐保姬」：
「春之佐保姬」是日本春神的名字，她帶給處於困頓的環境與身心俱疲的人希望與安慰。
1940年，高一生以此為名，作了二首歌，並在獄中書信以此曲與妻子春子女士互相勉勵，這是當時二人相互安慰的精神憑藉。直到春子女士晚年時，患有癡呆症的她，一聽到女兒貴美唱這首歌，馬上神智清楚地哼出每一句歌詞，陶醉的神情，彷彿又回到從前與丈夫的快樂日子。
●勇夫「一生」：
高一生的父親名叫 Yavae Denyuana，意思是「來自田野住地的 Yavai」
，又名阿巴里。高父定居達特富野大社後，被古老氏族 Yatauyongana 氏收入系統內，日本人來了給這個氏族取姓「矢多」，音Yada。高一生的日籍姓名原是矢多一生，讀作 YataKazuo，Kazuo 有勇夫之意，他的鄒語名為 Uyoungu。台灣光復後，取姓高，Yadauyongana 系的人也都以「高」為漢字姓。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高父在今阿里山鄉的樂野村駐在所做巡查捕(基層警員)時，高一生在當地出生，上面已有兩個哥哥。1918年，大正七年，高一生十歲時，高父與 Ak．uzyana氏(今特富野的陳姓)好友在村子下方的曾文溪畔炸魚，不慎被炸死。不久，高母 Asako 改嫁特富社 Tosuku 系的人(即1954年同案被判刑15年的杜孝生的父親)。
●第一位台灣原住民師範生：
高一生就讀於嘉義巿的朝日公學校(今垂楊國小)時，成績傑出，被嘉義郡郡守留在家中共同生活。就讀過高等科後，因品學兼優再進台南師範學校，接受五年演習科的師資教育。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點，他與來自雲嘉地區的優秀青年一起交心，一起研讀當時代知識份子最熱切的各種理論書籍，一起沉迷在音樂和文學的領域，共同為每人各自的家鄉和全島的未來前途做了全面建設的規畫藍圖。在這同時，每逢假期他都回到族裡的「蕃童教育所」協助教育工作，也開始認識他一生中最愛的女子湯川春子女士。
春子年紀小高一生五歲，教育所畢業後，因為語言和處事能力好，被分派在駐在所做照料巡查們起居生活的工作。日本人相當重用高一生的才識，當郡守知道高一生有意與春子結婚，便讓她住進郡守家中一年，由女眷教以各種持家的新知識，以便能配合高一生的程度。兩人於1931年，昭和六年結婚。
●奉獻鄒族，換來一生悲情：
高一生在孩子相繼出生後，同時兼任提昇族人子弟的教育水準、農業新知推廣、警務保安、改善醫療習慣等攸關全族人前途生活的政策的擬定和執行，這些重擔使他變得寡言，常常陷入思考。他以先知先覺的智慧，把自己定位在照顧族人的奉獻者的角色，春子則是他最好的助手和討論的對象。夫妻倆曾為找尋好的種苗，跋山涉水到各處農村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在台灣島大量征兵，當日本人到阿里山區征「高砂族義勇兵」軍伕時，高一生深知戰爭會嚴重折損鄒族人口和阻礙鄒族區域的現代化，便極力反對而引起駐在所主管的斥責，處罰他面壁思過一整夜，戰爭中，他幾次到高雄軍港領回戰亡的族人骨灰，當天晚上都會難過得以酒和淚，和春子在暗裡傷心，因為族人都被皇民化的意識鼓舞的忘卻原住民數百年來未曾間斷的苦難。
高一生戰前致力於原住民兒童的教育，戰後則擔任嘉義吳鳳鄉鄉長，並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爭取前日本人在嘉義巿的和尚寺做為鄒族人在山下住宿的會館，又與任省議員的林瑞昌（泰雅族大豹社人，原名樂信瓦旦，1949年當選全台唯一的原住民省參議員，二年後又當選省議員，1952年因「高山族匪諜案」被捕下獄，1954年遭槍決身亡），任縣議員的杜孝生聯合原住民的民代，爭取阿里山農場的伐砍和阿里山旅館的經營做為鄉內的建設經費來源，極力主張設立原住民自治區，要求擴大行政自主權，同時推展水田蔬菜和經濟作物種植，帶動造林，興建灌溉水渠和電力供給，安排鄒族子弟鄉內外好的就學機會等等，把希望和幹勁都牽繫在對三民主義的憧憬和信賴。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應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邀，調動鄉民下山維持治安，並支援水上機場的戰役，而種下1954年遭到整肅的禍根。
●抗暴民軍，逃入阿里山區：
高一生在全力投入鄒族農經建設的同時，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他本來很清楚的原住民立場，在各種外在的緣由驅動下，先答應讓鄒族人下山，後又在國軍的大屠殺之後，向台島的原住民發出會帖，開始引來事端。
事件發生後的三月三日，不安的情緒擴大到阿里山，台南縣長袁國欽帶領三、四十個佩帶長短槍的人員由大埔上行吳鳳鄉尋求保護，奉命守衛的鄒族人先將他們的槍枝拿下，只有袁國欽和七、八個人被帶到達邦，其餘的人由鄒族人護送回新營。常義務在吳鳳鄉看診的竹崎醫生林立，這一天幾次出入鄉公所，央求高一生派人下嘉義去支援民眾。
當時，被通緝的共產黨員蔡孝乾和他先吸收的黨員和知青逃亡的最後一站多在鄒族的山區，高一生和鄒族人人道的供給食糧和掩護，這成為保安司令部下達死亡令的理由。
●白色清鄉，成槍下冤魂：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開始大力肅清匪諜，包括過去的台共以及潛伏在台灣的中共人員。1952年9月9日，保安司令部保安處林少將掛了一通電話到阿里山上的阿里山閣旅社，點名鄉長高一生、警備官湯守仁、樂野村村長武義德即刻下山參加山地保安會議。衛生所主任杜孝生和達邦村村長方義仲在達邦也接到開會的通知電話。
第二天九月十日早上，他們就這樣地讓小火車帶著趕赴死亡之路。住嘉義的江清山在稍後被逮捕。這一群原住民菁英份子在1954年二月十七日判刑確定，四月十七日執行，武義德和杜孝生發監，高一生、湯守仁、江清山、方義仲和同案的泰雅族人林瑞昌、高澤照槍決。這是五零年代原住民遭到清鄉的活生生的案件。
● 最後遺書泣訴--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高一生在囚禁期間，難以言諭心中的無奈，唯一能跨過悲情，向時代證明生命的韌性，只賸高一生創作的「春之佐保姬」等詞曲傳唱人間。1954年4月17日，她的妻子春子女士與其它同案受難屬被帶至台北，認出自池中撈出的高氏屍
體，火化後攜回達邦村家園中下葬。
高一生在槍決前，寫下「與妻訣別」的最後遺書。
親愛的春芳：
健康勝過一切，儘管那些白銀 黃金 寶玉相勝千萬數
抵不上兒女珍寶。
妳記得這一首歌吧！能再有家和土地的話更好。
家裡有許多堂堂正正，優秀的孩子，物品讓人取去也無所謂。
我冤情日後必會昭明。
取用縫紉車之前，我特別想穿妳縫製的衣服。
一件白色的襯褲 (冬天的一些物品不衛生)，
像短褲那樣附有繫帶，下面是 西裝褲的樣式。
白色的方巾 (四尺左右) 一條。
田地和山野，隨時都有我的魂附守著。
樂信．瓦旦的彩虹彼端
■ 陳政三
三峽大豹社總頭目瓦旦．夏得（文獻稱「天月舌」），曾領導大溪一帶族人抵抗大清「撫番」、日本隘勇前進隊，一九一一年死於異鄉，無法帶領族人返回故居地。
兒子樂信．瓦旦，畢業於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是首批原住民公醫，學名渡井三郎，二九年被安排入贅四國日野家，改名日野三郎，這是政治婚姻。他歷任山區各地衛生所長，勸說同胞放棄武力抵抗，四○年成為前往日本參加「開國二千六百年慶典」的唯一高砂族代表，四五年被聘為總督府首位原住民評議員。
「光復」後，他約束族人勿涉入二二八事件，獲頒獎狀，歷任省府諮議、省參議員、省議員。五○年蔣介石在角板山歡度來台首次生日，已改名林瑞昌的樂信．瓦旦隨侍在側。
他誤以為「功在黨國」，一九四七年六月提出「台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請書」，卑微地請求取回祖居地，內稱「我們台灣族（高山族）是台灣原住民族，往日住在平地」，他控訴清國、日本的侵犯、壓榨，期盼「八年抗戰，日本投降，光復了台灣，可享受三民主義民族平等之德政…光復了台灣，被日本追放後山的我們，應復歸祖先之地祭拜祖靈，是理所當然之事。光復台灣，我們也應該光復故鄉，否則光復祖國之喜何在？」
一九五一年二月，他更進一步在《旁觀》雜誌發表︿本省山地行政的檢討﹀，直言國府山地政策不如日本，「日本為在山地徵兵，投下大量人力、物力，提昇了山胞生活及文化水準」，建議政府推動二十年計畫，讓「自嘆坎坷不遇的山胞，感覺祖國懷抱的溫暖，向世界宣示三民主義的偉大」。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民主義偉大的執行者用「通匪、貪污」罪嫌逮捕「林匪瑞昌」，五四年四月執行槍決。國府把他抗清、抗日的父親當樣板，供入忠烈祠；他的骨灰卻長供長子林茂成家中近四十年，九三年十月方敢安葬林家祖祠。
這是早期原住民爭取自治的故事。北泰雅族稱彩虹為「魔鬼之路」，樂信．瓦旦踏著彩虹之路，迎向樂土彼端。他不是特例，同時期鄒族也有「高一生事件」。這道彩虹一再出現天空，一再浮現「台灣族」心中。高砂義勇隊安葬靖國神社、烏來紀念碑插日旗等事件，處處可見到「外來族」的黑手；而倡議已久的「原住民族自治法」，仍是一道未實現的彩虹。原住民族「沒有自己」的窘境，不正是目前台灣人的處境嗎？（作者為台灣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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